如果这样的规定真的付诸实施，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给“老人”一个准确的定义，以及怎样甄别老人与年青人谁更需要一个座位？除此之外，就是谁来让座的问题。道德的制度化显然是针对整体而言，至于罚款则更加模糊，姑且不论如何调查取证，难道除却让座的人外，所有人都要因每一位老人的上车而缴纳一次罚款？

　　显而易见，这样的规定难以具备实际可操作性。实际上，与有限的道德制度化相比，道德文化的范畴显然更加宽广，然而实际生活中，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将宽泛的道德分片切割并予以制度化。任何制度都难以十全十美，如果没有基本的道德文化作为基础，无论再怎么看起来很美的道德制度化终不免只是雾里看花。

　　道德规范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，并非越细致入微越好。有限的道德规范之外，我们也许更应致力于培育道德文化，只有这样才能化解具体存在的道德困境。在让座这样一个细微的问题上，无论是“让座有奖”还是“不让座受罚”，终不免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。不难想象，如果有一天没有了规范的强制，人们依然能欣然地与人方便的话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更加纯粹，我们身边的环境也才更加和谐。

　　赵志疆  （媒体从业者）